国内多地疫情反复，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市场普遍关注，宏观政策要如何进一步发力，为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创造良好前提。5月1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表示，首先要加快落实已经确定的政策，力争在上半年全部落地。还要抓紧谋划和推出增量政策工具，善于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充分挖掘内需潜力。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也在会上作出明确表态，下一阶段，人民银行还会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特别是要积极主动谋划增量的政策工具。受4月多地疫情影响，有分析认为，这将对二季度经济造成严重拖累，增速可能明显放缓。对此，韩文秀表示，国务院和有关部门也正在紧锣密鼓、源源不断地出台一些细化的政策举措，积极帮扶受疫情严重冲击的行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住广大市场主体。在谋划和推出增量政策工具上，韩文秀透露，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有足够的空间和多样化的工具，我们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方面有丰富的调控经验，将会进一步加强相机调控，该出手时就会出手。陈雨露表示，此前央行通过前瞻性降准，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引导贷款市场利率在比较低的水平上进一步下降，来降低市场主体的融资成本，激发融资需求。新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比如设立2000亿元的科技创新再贷款、400亿元的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同时对绿色、小微等薄弱环节精准加大支持力度。及时出台加强金融服务、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23条政策措施，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央行发放碳减排支持工具资金1386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225亿元，支持金融机构发放符合要求的贷款2309亿元和225亿元。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也继续增长。下一阶段，人民银行还会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落实已经出台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要积极主动谋划增量的政策工具，继续稳定信贷总量，继续降低融资成本，继续强化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进一步支持。综合多位专家分析来看，为确保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顺利完成，需要增量政策工具加大对冲力度。预计未来除了总量工具外，还会有更多新型结构性工具接续落地。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正面临汇率、物价、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等几大掣肘。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1%，涨幅明显扩大，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回落至8.0%，仍在高位运行；5月以来，人民币汇率跌跌不休，12日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收盘报6.79，较上一交易日跌626个基点，创下2020年10月以来新低。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加快，对新兴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受到了普遍关注。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扩大，调查失业率有所上升。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28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5%，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其中，主要就业群体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均值为4.9%，本地户籍人口失业率均值为5.5%，均与上年同期持平。受疫情影响部分群体就业压力加大，3月外来农业户籍人口失业率升至5.9%，连续两个月高于城镇失业率总体水平。在陆挺看来，需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宽松力度，而且还要突破传统的思维框架。进入疫情的第三年，很多家庭和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特别大，所以尤其应该突出纾困的重要性，财政、货币和信贷政策方面应该尽量向他们倾斜。对于因为疫情而出现还款困难的个人和企业，应该尽量给予宽限甚至直接补助。5月11日，国常会提出，财政、货币政策要以就业优先为导向，退减税、缓缴社保费、降低融资成本等措施，都着力指向稳市场主体稳岗位稳就业，以保基本民生、稳增长、促消费。要进一步研究运用多种政策工具，调动地方积极性并压实责任，切实稳岗位稳就业。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认为，在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政策目标下，货币政策总取向仍然是保持宽松的，短期来看，货币政策目标也倾向于聚焦支持小微企业和受疫情影响的困难行业、脆弱群体。结构性货币政策具有定向性的特征，更适合解决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而回顾2020年疫情后的经济修复阶段，货币政策也以结构性工具为主。除了结构性增量政策工具，为了进一步提升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的空间，降低融资成本，近段时间以来，多家银行“组团”下调存款利率。2022年4月，人民银行指导利率自律机制建立了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自律机制成员银行参考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债券市场利率和以1年期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代表的贷款市场利率，合理调整存款利率水平。最新调研数据显示，4月25日-5月1日，全国金融机构新发生存款加权平均利率为2.37%，较前一周下降10BP（基点）。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工农中建交邮储等国有银行和大部分股份制银行均已于4月下旬下调了其1年期以上期限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利率，部分地方法人机构也相应作出下调。在业内专家看来，近两年金融市场利率不断下调，银行贷款端利率下行，但存款端利率却基本未动，这导致银行让利实体后，息差持续收窄。光大证券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认为，一方面在有效需求不足背景下，企业融资会逐步由高定价银行向低定价银行迁徙，竞争压力需要银行下调贷款利率。另一方面，优质央企国企获得的贷款利率水平更低，以LPR减点定价的贷款占比大幅提升，不排除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资金“跑冒滴漏”，并通过票据贴现和低息贷款资金进行空转和套利。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通过改革手段稳定银行负债成本，为银行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贷款利率拓展了空间。实际上，供需矛盾下，贷款利率已出现大幅下行。3月份，新发放企业和按揭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4.36%、5.49%，较年初分别下降21BP和14BP，降幅明显高于LPR降幅。周茂华也称，散发疫情等因素对我国内需恢复构成拖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需要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让利实体经济，提振实体融资需求，促进微观主体活跃，稳定就业，推动内需加快恢复，预计本月LPR存在下调可能。 来源：腾讯网

当下，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不断加码以锂电池为主要技术路线的新能源产业建设。 如果把锂电池比作是一道菜，那么完成这道菜需要一些食材和配料，他们主要是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材料和电池管理系统等。 其中，锂电池结构中，隔膜是关键的内层组件之一，其主要作用是使电池正、负极分隔开来，防止两极接触而短路，此外它还具有能使电解质离子通过的功能。因此，隔膜材料的好坏，对电池性能有很大的影响。 国内外锂电池隔膜材料发展状况如何，市场化情况怎样?发展新能源产业高端隔膜材料，还需要解决哪些难题?做好高端锂电池隔膜并非易事简单说，锂电池隔膜，是一层薄薄的“塑料”，但又绝非普通塑料。“锂电池市场化的隔膜材料，主要是以聚乙烯、聚丙烯为主的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化学稳定性和相对廉价的聚烯烃类隔膜为主。”昆明理工大学锂离子电池及材料制备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李雪教授介绍，其中聚乙烯产品主要由湿法工艺制得，聚丙烯产品主要由干法工艺制得。隔膜的性能，决定了电池的界面结构、内阻等，直接影响电池的容量、循环以及安全性能等特性，性能优异的隔膜对提高电池的综合性能具有重要的作用。隔膜材质是不导电的，电池的种类不同，采用的隔膜也不同。对于锂电池系列，由于电解液为有机溶剂体系，因而需要有耐有机溶剂的隔膜材料，一般采用高强度薄膜化的聚烯烃多孔膜。要做成高端的锂电池隔膜，并不容易。它必须具有电子绝缘性，保证正负极的机械隔离，还要有一定的孔径和孔隙率，保证低的电阻和高的离子电导率，对锂离子有很好的透过性。同时，隔膜材料还须具有足够的力学性能，包括穿刺强度、拉伸强度等，但厚度尽可能小，空间稳定性和平整性好，以及热稳定性和自动关断保护性能好。当电池体系发生异常时，热温度快速升至120～140℃之初，为防止产生危险，热塑性隔膜发生熔融，微孔关闭，变为绝缘体，可防止电解质通过，从而达到遮断电流的目的。总体而言，聚丙烯相对更耐高温，聚乙烯相对耐低温，但对环境应力更敏感;聚丙烯密度比聚乙烯小，其熔点和闭孔温度比聚乙烯高，但韧性比聚乙烯差。李雪教授还介绍，隔膜材料产品还有聚丙烯+陶瓷涂层、聚乙烯+陶瓷涂覆，以及基于聚丙烯、聚乙烯的双层和三层材料等。与此同时，一些新型隔膜材料产品也在不断涌现并实现应用，不过，因量少价高，主要还是用在动力锂电池制造领域。这些产品主要有涂层处理的聚酯膜、纤维素膜、聚酰亚胺膜、聚酰胺膜、氨纶或芳纶膜等，其优点是耐高温，且具有低温输出、充电循环寿命长、机械强度适中的特点。“总体来看，锂电池隔膜材料产品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发展趋势。”李雪说。攻克核心技术，龙头企业在壮大实施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攻关工程，电池技术突破是关键的一步。2020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年-2035年)》指出，开展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膜电极等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加强高强度、轻量化、高安全、低成本、长寿命的动力电池和燃料电池系统短板技术攻关，加快固态动力电池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由政策导向型切换到市场驱动型，新能源汽车厂商对锂电池的安全性、续航能力、使用寿命等关键指标的要求不断提高，尤其是国际一流锂电池生产企业对材料品质要求甚严，其中锂电池隔膜作为核心材料之一，技术壁垒高，其性能直接影响锂电池的放电容量、循环使用寿命及安全性，锂电池制造对隔膜产品的特性如隔膜微孔的尺寸和分布的均匀性、一致性等要求极高。同时，在保障安全性的基础上隔膜进一步趋于轻薄化，锂电池隔膜轻薄化能够有效提升锂电池的能量密度，使单位体积或重量的锂电池中容纳更多的电极材料，从而最终提升锂电池的续航能力。恩捷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锂电池隔膜行业龙头，在产能规模、产品品质、成本效率、技术研发方面都具有全球竞争力。2021年企业快速发展，产能规模和收入规模大幅增长，隔膜产能和出货量排名全球第一。“隔膜是锂离子电池产业链中最具技术壁垒的关键内层组件，也是四大主材中最晚实现国产化的产品。”恩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庞启智说，我国电池隔膜在2019年国产化比例已超过92%，国产隔膜材料几乎都供应给世界上所有主流电池厂商。目前，恩捷股份公司的湿法锂电池隔膜生产规模目前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丰富的锂电池隔膜产品种类能满足不同客户的多种需求。“我们通过多年积累，建立了体系健全的研发队伍，研发范围覆盖了隔膜和涂布生产设备、隔膜制备工艺以及原辅料的改进、涂布工艺、浆料配方、回收及节能技术，以及前瞻性技术储备项目的研发。”庞启智介绍，企业新近突破了诸多关键核心技术，在产品品质提升以及新产品开发方面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现行有效的专利共有280项，其中包含国际专利13项;另有236项专利正在申请中，其中含国际专利申请56项。“作为全球出货量最大的湿法锂电池隔膜供应商，我们有能力承接如LGES、三星SDI、松下、宁德时代、中创新航等大型电池厂商的大规模订单需求。”庞启智自信地说。综合施策，破解行业发展之困受益于储能行业爆发增长，2021年锂电池隔膜产量快速增长。据华经产业研究院提供的数据统计，2021年全球隔膜总体产量76亿平方米，同比增加150%，其中12月产量8.4亿平方米，同比上涨109.3%，环比上涨10.3%。干法隔膜工艺，是锂离子电池隔膜制备过程中最常采用的办法，但与之对应的湿法工艺，可以较好地控制孔径大小、分布和孔隙率，所以一般用于制造高端薄膜。“国产隔膜起步较晚，国内企业的技术成熟度不高，众多企业在湿法方面还普遍受制于工艺、技术和生产设备的‘卡脖子’。”李雪介绍，虽然隔膜材料研发制备能力已有长足进步，但一致性有待提高是国内隔膜材料产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不规律的缺陷、厚度、孔隙率、孔隙分布以及孔径分布等方面。国内干法工艺已经比较成熟，高端湿法隔膜与国外还有差距，原材料聚乙烯和生产设备也还严重依赖进口。为此，李雪建议必须要提升国内隔膜企业的研发能力，一方面可以鼓励企业招募更多具有高学历的人员加入研发团队，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产学研相互结合的方式来推进隔膜生产中关键问题的攻关;同时，应尽早整合国内锂离子电池隔膜产业链，避免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保证隔膜生产企业的货源，调整产能，避免出现产能过剩或者不足的情况;对于发展势头良好的企业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帮助企业进一步发展。 庞启智则认为，破解我国高端隔膜材料之困，需要长远布局，深入规划，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同时加强行业监管，完善行业规范，从技术水平、生产规模、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安全要求等方面建立行业准入门槛。此外，企业也需要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核心竞争力。对隔膜企业自身来说，最重要的是研发核心技术、提升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建设高水平生产线并提高生产效率。文章管理：科技日报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智造，从模仿起家到贴牌代工、自主品牌，在我国第六个“品牌日”到来之际，中国品牌从“衣食住行”等方面向世界展示着自身的创新实力。“中国品牌的发展离不开大批企业自主创新成果的支撑，这也彰显着中国品牌自主创新硬核实力。”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自主品牌在竞争中不断成长壮大，拓展了更广阔的市场。衣：创新塑造“新国货”形象中国代表团的礼仪服饰、奥运健儿身穿的防切割滑冰服、定制版纳纤膜防护口罩……不久前，许多创新纺织产品亮相北京冬奥会，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近日，中国服装协会发布《2021-2022年中国纺织服装行业对外贸易发展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增长达30%，外贸出口和进口规模均创历史新高。纺织业身处其中并做出了重要贡献，全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3155亿美元，在2020年较高贸易基数上继续平稳增长，创历史新高，充分展现了行业自主可控全产业链的韧性与高效稳定的国际竞争优势。前些年，由于起步较晚，国产装备在极限户外领域存在多项技术瓶颈。为了填补这一短板，波司登邀请国家登山队、南极科考队等不同领域的百余名科研专家和机构，努力探索突破技术壁垒，升级打造登峰2.0，实现了中国羽绒服在超高品质专业户外领域的100%原创。“这款产品首次把航天科技应用在羽绒服上，使其保暖和防护能力都实现了突破性提升。”波司登相关负责人表示。优化供应链管理体系、更新智能化服装生产体系、构建智慧供应链物流系统、打通各品牌会员互通……海澜之家借助科技的力量，布局数字化转型升级，从生产端到销售端，实现了从制造到智造的价值共生。以服装IP潮实现品牌创新，成为不少企业发展的引擎。海澜之家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不断进行产品迭代与服务升级、提升品牌实力与竞争力之外，推广中国经典传统文化也是创新之举，“我们持续探索着中国文化与现代服饰的融合，打造出‘航天IP’‘国粹IP’等一系列国风产品，让中国文化在新时代大放异彩。”“人人向上，才能撑起一个全面向好的时代。”作为男装品牌，近年来利郎一直在探索服装的更多可能性。利郎相关负责人介绍，以“简约不简单”的品牌理念与设计哲学为指导，联动“长安十二时辰”“一人之下”“中国国家地理”“中国非遗”等文化艺术相关IP，利郎打造了更富艺术的时尚力量，走向更年轻的消费群体，影响更多人的日常生活。食：打造“舌尖上”的美好新生活国民美食、太空美食……继潮流时尚追逐“中国风”后，食品行业也成为国潮大流的一份子。“现在我们来到了太空厨房的区域，这是我们准备一日三餐的地方。”随着“天宫课堂”的太空开课，中国空间站“太空厨房”内的饮食饮水场景，在航天员王亚平的介绍下，揭开了神秘面纱。“我们不光吃得好，还可以通过手机控制太空厨房的热风加热装置，提前把食品放进去再预约上，到时候就热好了。”去年，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航天员汤洪波表示，在“太空出差”的3个月期间，半小时左右就能吃上热的饭菜，如果有时间，还可以用热风加热装置吃到自制酸奶。汤洪波提到的“手机预约”正是通过九阳研制的航天智能APP实现的，九阳通过这款软件打通了太空厨房内的所有设备，航天员只需手机轻轻一点，就能随时随地查看、操控整个太空厨房，实现智能互联。“金典全系列牛奶”“畅轻全系列酸奶”“须尽欢冰淇淋”……这些耳熟能详的产品是伊利在液态奶、酸奶、冰淇淋等领域的重要创新成果。伊利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更懂消费者，伊利整合500多万销售终端、10亿级消费者和数量庞大合作伙伴提供的信息，利用大数据洞察消费者深层次需求，并将这些需求与伊利产品研发有效结合，不断创新产品品类。住：完善居住体验打造“智慧的家”在2020年，《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要以智能化、数字化推动建筑业在“十四五”期间完成转型升级。2021年，“发展智能建造”更被纳入了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去年2月初，广东顺德碧桂园凤桐花园项目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列为智能建造试点之一。截至2022年4月底，博智林已有21款建筑机器人投入商业化应用，施工覆盖27个省份超350个项目；累计交付超750台，累计应用施工超900万平米。碧桂园相关负责人表示，这近50款建筑机器人，适用于建筑全周期智能建造工序，包括混凝土施工及修整、砌砖抹灰、室内装修装饰、外墙高空喷涂、地库装修等。 除了科技智慧建造，碧桂园正同步推进餐饮、农业、社区服务等各类机器人等研发、制造与应用。有关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家居行业正在从粗放式的数量增长向精细化的存量提升转变，在智能家居、绿色家居等领域创新逐步成为行业新增长点。在房地产科技业务上，美的置业布局智能产业与建筑科技，已搭建从研发设计、生产施工，到管理运维的全价值链闭环，确立了一体化产品和服务优势，不断向第三方提供智慧和绿色装配式解决方案。美的置业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美的置业已累计交付智慧家居超11万套，落地AI智慧社区落地8个，维G健康社区40个。并创见性提出了智慧社区大脑和智慧家庭大脑，从简单的“链接智能”进化为“主动智能”。行：创新助力打造出行新生态对于汽车产业而言，“智能化”与“电动化”将全球企业拉至同一起跑线，赋予了中国品牌实现变道超车的契机，拥有技术底蕴的长城汽车更是加快了品牌向上的步伐。长城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在上海车展宣布独立运营的坦克品牌是长城汽车面向SUV新趋势推出的潮玩越野SUV品牌，也是长城汽车品类创新的重要成果。通过商务豪华与机甲科技两大全新品类，不断聚焦用户对硬派越野、智能科技、舒适豪华的追求。“可以说，在越野细分领域市场中，坦克累计销量突破10万辆，起到了弘扬中国汽车越野文化的积极作用。”该负责人说。眼下，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以科技创新为主线的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对于货车司机来说，30%到40%的收入是用来加油的。三、四年前，青岛货车司机谭志强开始用能链旗下的团油App找附近的油站，找便宜的油，平均每个月能省接近400元，这让他有一笔专门钱可以给女儿买件衣服、买个玩具。这是能链围绕场景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动交通能源行业流通效率提升与降本增效的实践缩影。截至目前，能链已累计帮助司机群体，尤其是商用车司机群体节能油费、电费60亿元。能链相关负责人介绍，比如，在消费端，能链旗下团油App，依托数字化技术，帮助车主高效寻找油站，并提供路径规划，减少空驶里程，从而降低碳排放。同时，车主还可以在线支付、开票，提高结算效率的同时，减少纸质账单消耗。专家：注重持续性从模式突破转向技术创新这些案例，正是我国品牌创新阔步前进的生动缩影。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研究员、处长胡拥军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得益于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进入“世界品牌500强”的中国品牌数量从2015年31个快速提升到2021年的44个，品牌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但他也表示，中国品牌建设仍任重道远。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建议，中国品牌在创新上日益强大，但在技术上寻求独占鳌头尚需时日，企业要摒弃急躁心态，注重持续性，长期性技术研发。比如在芯片、生物药等尖端科技领域，进行长期稳定的研发，以追上和超越全球其他竞争者。盘和林认为，“走出去”和“引进来”是相对的，中国品牌在竞争力增强的同时，也要考虑全球化协作生产和本地化策略，去适应全球贸易环境的变化。“数字经济是中国品牌创新最值得期待的领域。”胡拥军认为，中国在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领域专利申请量全球第一，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使数字经济领域不断涌现一批“年轻”的世界品牌，如44家入围“世界品牌500强”的中国品牌中有10个属于数字经济领域。对于中国品牌的发展提升空间，盘和林认为：“一个是设计方面，中国要关注中国文化、中国元素的嵌入，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应注重打造民族品牌和品牌的文化属性；另一个是技术方面，要注重产学研用的融合，注重专利的积累，以专利和竞争对手展开竞争，以研发作为破圈出圈的工具，从模式突破转向技术创新。” 转自：人民网

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12日在北京表示，从体现生活品质和消费升级的恩格尔系数看，按联合国标准，中国人民生活已进入相对殷实富足阶段。中共中央宣传部12日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胡祖才在会上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民生活质量和社会共享水平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全方位跃升。可以概括为“一个历史性、三个全方位”。第一，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一个都不掉队”成为全面小康的标志性成就。在此基础上，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第二，人民生活水平全方位提升。城镇新增就业年均超过1300万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5万元(人民币，下同)，比2012年增长近八成，增速快于经济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比显著缩小至2.5:1.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4亿人。体现生活品质和消费升级的恩格尔系数，按联合国标准，中国人民生活已经进入相对殷实富足阶段。第三，公共服务全方位普及普惠。这十年，农村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脱贫地区教育水平得到了历史性的提高，区域城乡校际差距明显缩小，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超过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学率大幅提升至88.1%，高等教育进入了普及化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9年。第四，社会保障网全方位织密织牢。这十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由7.9亿人增加到10.3亿人，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稳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由5.4亿人增加到13.6亿人，报销比例持续提高，居民医保的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240元提高到610元，惠及10亿城乡居民。胡祖才说，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在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聚焦民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提高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加大对薄弱环节、重点地区、困难群众的倾斜力度，努力让全体人民在高质量发展中享有更高品质生活，一步一个脚印，朝着共同富裕目标迈进。 转自：中国新闻网

在经济稳增长与收支紧平衡的双重压力下，具备专款专用、用途灵活、不列入财政赤字、即收即支等特点的特别国债成为近期诸多专家学者提议的财政扩容工具，但在多位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看来，即使具备实施可能，在经济形势尚未达到“特别时期”时动用发债手段来拓展财政空间绝非上策，当前财政仍具备足够的政策工具与空间，财政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当前，经济运行面临下行压力，疫情等外部因素带来的经济负面影响日益显现。近期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明确要求，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加大相机调控力度，把握好目标导向下政策的提前量和冗余度。尽管今年财政已在预算安排与前期政策部署上积极发力，推动一季度经济平稳运行，但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一些专家提议，财政在预算安排上可再度扩容。近段时间，通过增发新一轮特别国债来实现财政扩容的呼声再起。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就建议，尽快发行2万亿特别国债，专项用于三大任务，分别是支持基建以对冲总需求快速下行，对特定低收入人群而非全体居民发放现金以促消费或提高居民抗风险能力，支持各地常态化核酸检测等疫情防控举措，缓解基层压力。他认为，3月以来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入端持续受到明显冲击、支出端靠前发力稳经济，同时核酸检测、疫苗接种等抗疫支出进一步增加，导致财政紧平衡态势加剧。在当前形势下，新一轮增量政策或需要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而作为用途明确、发行相对灵活的政策工具，特别国债重出江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正在上升。对基建投资能否在下半年保持增长后劲的担忧也是专家提议以特别国债等方式进行财政扩容的原因之一。华泰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张继强就指出，一季度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25.6%，距离全年0.6%的预算增长目标已出现接近5000亿元缺口。他认为，下半年保基建后劲需要地产放松和财政扩容。根据政治局会议要求，后续财政扩容的概率较高，发行特别国债或增加赤字既有合理性，也有可行性。“若经济形势需要，作为拓展财政政策空间的一项特殊手段，增发特别国债并非不可能。”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向证券时报记者指出，特别国债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在做好预算调整预案的前提下，今年具备国务院请提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增发特别国债的机会。中泰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周岳还指出，为满足特定的支出目的，我国政府和政策性银行曾在常规国债和地方债以外，发行过特别类型的债券，如长期建设国债、特别国债和专项建设债。他表示，相比于直接提高预算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更加灵活，在当前疫情反复的背景下操作性可能更强。另外，考虑到政策性银行发债不计入财政赤字，也不排除政策性银行进一步发行主题债券的可能。从过往经历来看，我国分别在1998年、2007年、2020年发行特别国债，分别用于补充四大行资本金，以提高金融危机下的风险应对处置能力；注册成立中投公司，提升我国外汇的投资管理能力；用于地方公共卫生等基建和抗疫相关支出以应对疫情冲击。虽然发行特别国债的用途、形式各有不同，但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仅从发行特别国债的积极作用来看，特别国债具有专款专用、用途灵活、不列入财政赤字等特点，能为财政有效开源增支。但不少专家向记者强调，当前经济形势难言“特别时期”，对于后续的经济运行走势也不应过度担忧，财政既有政策工具，又留有政策空间，发行特别国债的可能性依然较小。财信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虽然遭遇了国内疫情和俄乌冲突双重冲击，但经济运行总体实现平稳开局，且经济下行压力最大的阶段正在过去，特殊时期的属性不强。应当看到，当前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空间较为充裕，政策工具种类也较多，有能力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选择发行特别国债，反而会对市场预期尤其是财政债务风险带来扰动。从全年财政政策空间看，虽然今年预算赤字率按2.8%安排，且3.65万亿新增专项债规模并未进一步扩容。但华创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首席宏观分析师张瑜分析，若计入特定机构上缴以及去年超收结余的资金量，今年的实际财政力度可以按照3.8%的赤字率去理解，新增专项债还可叠加去年结转的约1.5万亿专项债，预计在今年形成超5万亿的实际支出，足以对冲土地市场下行。即使专项债在政策要求下将在二季度发行再提速，但将全年额度全部发完也难以实现。伍超明对记者表示，预计今年二季度专项债将完成全年额度的七成以上，三季度剩余额度将全部发完，意味着专项债资金将留有一定规模在下半年使用并见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教授郭玉清对记者表示，即使专项债在下半年基本发完，财政仍存政策冗余度。他认为，下半年财政政策的冗余度应体现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上，并做到东、西部地区有所差异。比如，对于东部地区，可以大力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主要通过价格信号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对于西部地区，应发挥数据平台和绿色能源开发利用的外溢性，通过国债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提供资金支持这类基础设施适度超前建设。面对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财政部也在持续加紧推进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落地落实。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在近期透露，中央财政专门安排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转移支付1.2万亿元，其中列入2022年预算的8000亿元已全部下达地方，并同步加大库款调拨力度。他强调，目前来看，地方库款余额充足，能够有效保障退税减税降费政策落实。郭玉清表示，接下来财政需要保持战略定力，继续实施减税降费的普惠性政策，扩大增值税留抵退税、制造业企业研发加计扣除的政策覆盖面，通过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实现稳外贸、稳投资。 来源：证券时报

5月12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3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9例（福建15例，广西2例，北京1例，广东1例）；本土病例312例（上海227例，北京42例，河南15例，广东11例，青海8例，四川6例，重庆2例，陕西1例），含176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上海167例，四川4例，北京3例，河南1例，广东1例）。新增死亡病例2例，均为本土病例，在上海；无新增疑似病例。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61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6例，本土病例608例（上海414例，北京93例，吉林36例，河南9例，广东9例，江西7例，黑龙江6例，浙江6例，四川6例，内蒙古4例，辽宁3例，福建3例，青海3例，江苏2例，山东2例，海南2例，河北1例，安徽1例，贵州1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0726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47例。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184例（无重症病例），现有疑似病例1例。累计确诊病例18350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8166例，无死亡病例。截至5月12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6944例（其中重症病例397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209140例，累计死亡病例5205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21289例，现有疑似病例1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3826863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58536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201例，其中境外输入61例，本土2140例（上海1869例，四川94例，辽宁58例，江苏35例，河南29例，青海22例，江西10例，北京8例，河北5例，浙江4例，广东3例，天津1例，广西1例，重庆1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6787例，其中境外输入48例，本土6739例（上海6360例，辽宁113例，吉林67例，浙江35例，河北33例，江苏25例，山东22例，北京17例，江西15例，河南14例，山西5例，四川5例，湖北4例，广西4例，云南4例，新疆4例，黑龙江3例，安徽3例，广东2例，青海2例，海南1例，贵州1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176例（无境外输入）；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70770例（境外输入447例）。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902420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331468例（出院60972例，死亡9356例），澳门特别行政区82例（出院82例），台湾地区570870例（出院13742例，死亡968例）。 转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

海关总署5月9日公布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价，4月我国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9%，进口总值与上年同期持平。专家认为，随着疫情造成的阶段性冲击逐步消减，加上稳外贸系列举措加快推出，我国出口增速的下行压力有望缓解，进出口将逐步回归平稳增长。疫情反弹施压出口“近期国内疫情多发，对出口的影响进一步显现，且我国出口正面临海外需求减弱、出口订单分流等因素影响。”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说。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4月，本土疫情多发对产业链供应链运转造成扰动，纺织等行业面临订单外流压力，出口受到多重不利因素影响。此外，上年同期我国出口表现亮眼，高基数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4月出口增速。在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专题组负责人、首席分析师杨畅看来，4月出口同比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部分是受到去年同期高基数的影响。总体来看，我国出口仍保持了一定增长韧性。“一些东盟国家对我国的订单替代更多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机电等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替代效应并不明显。产业升级为中国稳定出口基本盘提供了很强的底气。”红塔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说。4月进口表现好于预期。数据显示，按美元计价，4月我国进口总值与上年同期持平，同比增速较3月略有回升。不过，明明提示，进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构成一项重要推动因素。主要进口商品数量跌多涨少，也显示出疫情等因素对进口需求的影响。李奇霖表示，4月进口同比增速略微回升的主要原因在于煤炭、原油等部分上游原材料进口额增加。稳外贸政策加快出台稳外贸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鉴于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贸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多，业界预期，稳外贸政策有望进一步加力。2022年以来，系列稳外贸政策举措相继出台。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跨周期调节进一步稳外贸的意见》，前瞻性提出15条具体措施，从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鼓励外贸新业态发展、缓解国际物流等外贸供应链压力、支持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等方面助力外贸发展。面对内外部环境新变化，4月以来，着眼于稳外贸，有关方面适时加力，支持政策陆续出台。4月，人民银行、外汇局发布“金融23条”，其中提出多项举措支持稳定外贸；国家税务总局等10部门联合发布通知，从加大助企政策、提升退税办理便利程度、优化出口企业营商环境等方面再提出十余条措施，助力外贸企业缓解压力，促进进出口平稳发展。进入5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围绕外贸保稳提质作出部署，从着力保订单、提高通关效率、加大信贷投放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近日表示，针对外贸企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地方，落实减税降费措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推动疏导物流运输瓶颈，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外贸增速有望反弹专家认为，随着疫情造成的阶段性冲击减弱，以及政策对冲力度不断加大，后续出口和进口增速均有望迎来一定程度反弹。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常冉认为，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后续来自生产端和消费端的需求可能迎来阶段性集中释放，进港积压和延迟到港情况将有所缓解，有助于后续进出口增速反弹。出口方面，明明预测，二季度出口同比增速或呈现“前低后高”特征，随着国内稳外贸外资政策逐步落地见效，以及局部地区疫情缓和、供应链逐步修复，我国出口增速或重回一定水平，并继续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开源证券可选消费行业首席分析师吕明认为，海运紧张缓解、关税豁免政策等将支持出口行业景气修复。“进口方面，随着本轮疫情影响减弱，加上国内加大投资会带动一部分大宗商品进口需求，后期进口额增速有望很快回正，并迎来一轮反弹。”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判断，受国际局势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居高难下，也会对我国进口增速形成一定拉动。 转自：中国证券报

5月12日，中宣部“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召开。会上，来自中央财办、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门相关负责人一同回顾十年改革成果，并圈划下一步工作重点。多领域十年发展成绩显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谈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发展情况，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称：“这是我国经济实力又迈上一个大台阶的十年。”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2012年11.4%上升到18%以上，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得到巩固提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5万美元，接近了高收入国家门槛。这些年，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保持在30%左右，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此外，韩文秀表示，过去十年也是扎实推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以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十年。如创新方面，全社会研发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1%提高到2.44%，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由第34位上升到第12位。高速铁路、5G网络等建设世界领先，载人航天、火星探测等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步。再比如，我国城镇化率由53.1%上升到64.7%，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或者说差距由2.88：1降低到2.5：1.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0.474降低到0.466，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扎实推进，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优势互补性持续增强。另外，我国生态环境状况更是实现了历史性转折。植树造林占全球人工造林的1/4左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下降了大约34%，风电、光伏发电等绿色电力的装机容量和新能源汽车产销量都是居世界第一。我国推动达成了巴黎协定，明确提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全球环境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我国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亦得到全面拓展。商品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由11%上升到15%，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得到了增强。我国全面实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积极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对外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数由10个增加到19个。我国部署建设了21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新高地、试验田，形成了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肯定成绩的同时，韩文秀也表示，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收入水平总体比较低，生态环境质量还不够高，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特别是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要求相比，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我国金融体系长期积累的风险点得到了有效处置过去十年，是我国扎实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十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全力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经过集中的攻坚，我国金融体系长期积累的风险点得到了有效处置，金融风险整体收敛、总体可控，有这样几个重要的标志。金融体系有力支持了宏观经济大局的稳定。围绕着“增长稳、物价稳、就业稳、国际收支稳”的目标，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科学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创新推出了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坚持发挥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外汇储备的规模基本稳定，为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和有效服务，创造了比较好的货币金融环境。我国金融体系始终保持着总体稳健。金融机构经营的韧性和抗风险的能力明显提高。比如，2021年末，处于安全边界内的我国商业银行资产占比为98.9%，其中24家大型商业银行的评级一直是优良，部分银行主要经营指标居于国际领先水平，发挥了金融体系“压舱石”的关键作用。中国的A股市场经受住了多轮次、多因素外部冲击的考验，债券市场有序打破了刚性兑付，总体平稳运行。重点机构和重点领域的金融风险得到稳妥化解。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对重点高风险企业集团、高风险金融机构进行了“精准拆弹”，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已经大幅度下降。同时，全面清理整顿金融秩序，影子银行乱象得到了有效整治，近5000家P2P网贷机构已经全部停业，互联网金融风险的专项整治工作顺利完成，立案查处了非法集资案件2.5万起，将互联网平台企业金融业务全部纳入了监管。稳妥有序地实施了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房地产市场金融化、泡沫化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同时，妥善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风险防控长效体制机制建设得到有力推进。完善金融法治，推动建立中央和地方的金融监管协调、宏观审慎管理和存款保险等多项制度。同时，坚决惩治金融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监管失守以及违法犯罪行为。陈雨露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永恒的主题。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坚持风险防范化解和长效机制建设并重、金融风险处置和反腐追赃挽损并重、提高监管有效性和改革创新发展并重，持之以恒做好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个底线。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93项降至31项具体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动对外开放，取得了一系列的显著成就。据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介绍，第一方面，体现在开放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2012年，中国货物+服务贸易总额达4.4万亿美元，在全球位居第二位。到2021年，我国货物+服务贸易总额增长到6.9万亿美元，连续两年全球第一。另外，双向投资也稳居世界前列，去年我国吸引外资达到1.15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62.9%。从2017年以来，中国吸引外资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二。对外投资流量稳居全球前三位，“一带一路”经贸合作高质量推进。第二方面，体现在制度型开放方面加快推进。2013年，中国推出自贸试验区第一张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由当初的190项降至目前的27项。2016年，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推广到全国，在全国实施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限制措施也由最初的93项减到现在的31项。2020年，我国实施新的外商投资法，开启了一个新的外商投资管理的体制。2021年，我国还在海南推出了第一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总的来说，我国制度型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第三方面，体现在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开放建设开创了新的局面。2013年，我国在上海设立了第一个自贸试验区，到今天一共设立了21个自贸试验区，向全国复制推广了278项制度创新成果。21个自贸试验区占全国国土面积不到千分之四，但是其贡献的进出口占到全国17.3%，吸收外资占到全国的18.5%。2018年，海南自贸港建设启动，迄今已经推出了12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第四方面，体现在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实现了新的突破。我国对外签署的自贸协定数在过去十年由10个增长到19个，增长了近1倍。同时，我国和自贸伙伴的贸易额占到中国全部贸易额的比重由17%增长到去年的35%。第五方面，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作出了新的贡献。2014年，我国推动了21个成员达成了《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可以说，为亚太地区建设高水平自贸区描绘了蓝图。我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5%的经济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取得了历史性巨大成就，是人民群众获得感最多的领域之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重要进展。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0亿千瓦，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均居世界第一，清洁能源消费占比从14.5%提升到25.5%，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成效显著，煤电超低排放机组规模超过10亿千瓦，能效和排放水平全球领先。节能减排成效显著。我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5%的经济增长，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6.2%，相当于少用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29.4亿吨的二氧化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下降超额完成了自主贡献目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正成为更多群众的自觉选择。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表示，自2020年提出“双碳”目标以来，目前已经完成了“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基本构建起“1+N”政策体系，“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扎实有序推进，实现良好开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抓好以下五方面工作：一是加强统筹协调。要持续完善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涉及多个行业领域的N个配套政策文件正在加快出台。要组织实施好“碳达峰十大行动”，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二是大力推动能源革命。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规划建设4.5亿千瓦大型风电光伏基地，8500万千瓦项目已经开工建设。第二批项目正在抓紧前期工作，加快构建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要提高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供电煤耗超过300克/千瓦时的煤电机组要全部实施改造升级。三是大力推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要抓紧推动重点行业能效达标改造，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和推广，积极发展绿色金融，规范发展碳市场。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四是大力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引导绿色低碳消费，倡导绿色出行，开展绿色低碳社会行动，使绿色生活方式成为社会新风尚。五是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开展多双边对话交流和务实合作，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胡祖才表示，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不是轻轻松松可以实现的。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保持战略定力，紧盯“双碳”目标不放松，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不搞“碳冲锋”，不搞运动式“减碳”，有序有力有效推进“双碳”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我国绿色贷款余额接近16万亿元 存量规模居全球首位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是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据陈雨露介绍，截至目前，绿色金融三大功能正在显现，五大支柱也初步形成，在支持中国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一，中国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截至2021年末，中国本外币的绿色贷款余额已接近16万亿元，同比增长33%，存量规模居全球第一位。2021年，中国境内绿色债券发行量超过6000亿元，同比增长180%，余额达到1.1万亿元，在全球同样居前列的。其二，构建了国内统一、国际接轨、清晰可执行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绿色债券的支持项目目录》《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环境权益融资工具》《碳金融产品》这四项国内外非常关注的绿色金融标准已经正式发布。另外，中国还与欧盟联合发布了《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标志着中外绿色金融标准正在逐步趋同。其三，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取得了重要进展。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部分金融机构已经试编制环境信息披露报告，并且试点开展了碳核算，为未来适时在全国推广积累了经验。其四，激励约束机制在绿色金融方面逐步完善。人民银行创设的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带动了更多社会资金投向绿色低碳的领域。同时，人民银行还全面开展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已将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业务纳入定量评价范围，引导金融机构有序增加绿色资产配置。其五，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不断深化。2021年，人民银行担任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联合主席，牵头起草了《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和《G20可持续金融综合报告》，这两个文件都已经获得核准。另外，中国央行还参与发起设立了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这个网络正在成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平台之一。陈雨露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会着力健全绿色金融体系顶层设计，推动中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强化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开展碳核算，稳步推进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同时发展碳金融，以市场化的方式实现控碳减排。2021年全社会研发费用是2012年的2.7倍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十年，是我国科技进步最大、科技实力提高最快的十年，我国科技事业发生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变化，成功跨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全面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展现了具有新时代特点的整体布局和发展态势。比如，2021年，我国全社会研发费用是2012年的2.7倍，基础研究费用是2012年的3.4倍。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十年上升了22位，是世界各国中唯一持续快速上升的国家。再比如，科学研究水平和学科整体实力大幅度上升。若干学科方向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科学研究机构、大学、领军科技企业的研发能力在全球地位明显上升。高新技术企业，十年前只有不到5万家，现在达到了33万家。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这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全球科技创新集群排名中均进入了前10名。再者，我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激励企业创新的普惠性政策和制度安排。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2012年的50%、2018年的75%，到目前在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制造业领域实行的是100%的加计扣除比例，体现了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导向。目前，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有3/4以上是企业投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里面有79%的项目是由企业牵头或者是企业参与的。此外，我国技术交易市场不断壮大，技术交易市场的活跃程度反映了成果转移转化的活跃程度。去年，全国技术合同交易额达到了3.7万亿，远超过了当年的全社会研发投入，是2012年的5.8倍，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另外，资本市场方面，则先后设立科创板，改革创业板，建立北交所，畅通硬科技企业直接上市融资的渠道，科技、产业、金融相互塑造、良性循环的格局正在形成。过去科技与经济的弱联系正在因为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参与放大作用，变成了现在的强耦合。李萌表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到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以落实科技改革三年攻坚方案为主线，狠抓落实，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活力，让更多有真才实学的科研人员英雄有用武之地。加大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支持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稳定值得一提的是，在回应疫情影响下的宏观政策如何应对问题时，陈雨露表示，中国央行注重充足发力、精准发力、靠前发力，加大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有力支持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稳定。一是前瞻性降准，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二是引导贷款市场利率在比较低的水平上进一步下降，来降低市场主体的融资成本，激发融资需求。三是新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比如设立2000亿元的科技创新再贷款、400亿元的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同时对绿色、小微等薄弱环节精准加大支持力度。截至3月末，人民银行发放碳减排支持工具资金1386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225亿元，支持金融机构发放符合要求的贷款2309亿元和225亿元。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也继续增长。四是及时出台加强金融服务、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23条政策措施，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下一阶段，人民银行还会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跨周期政策调节，加快落实已经出台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要积极主动谋划增量的政策工具，继续稳定信贷总量，继续降低融资成本，继续强化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大我们对实体经济的进一步支持。”陈雨露如是说。在韩文秀看来，疫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拦路虎”，必须科学精准有效防控疫情，为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创造根本前提。在经济工作方面，首先要加快落实已经确定的政策，力争在上半年全部落地。国务院和有关部门也正在紧锣密鼓、源源不断地出台一些细化的政策举措，积极帮扶受疫情严重冲击的行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住广大市场主体。其次，要抓紧谋划和推出增量政策工具。我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有足够的空间和多样化的工具，我们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方面有丰富的调控经验，将会进一步加强相机调控，该出手时就会出手。再次，要善于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我国的市场活力、发展潜力是巨大的，也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要把它们激发出来。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搞活经济，为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最后，要充分挖掘内需潜力。前不久召开的中央财经委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还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对此有关部门都正在抓紧落实新的政策举措，谋定而后动。韩文秀表示，“总的来看，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攻坚克难、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我们面临的依然是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只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就一定能够化挑战为机遇，迎来柳暗花明，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 文章来源：证券日报网

5月3日，记者乔什·格斯坦（Josh Gerstein）在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上公布了一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未决案件的意见草案副本，称大法官阿利托（Samuel Alito）在其起草的多数意见书中与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Clarence Thomas）以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命的三位大法官——戈萨奇（Neil Gorsuch）、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巴雷特（Amy Barrett）一起凑够了五票推翻“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以下简称“罗伊案”）所确立的妇女拥有堕胎权的宪法权利。这个未决案件意见草案的起因是，密西西比州出台了一部非常严苛的禁止堕胎法案（孕周15周以后不许堕胎），该法案被第五巡回区上诉法院判定违反了“罗伊案”确立的先例。最终这个判决被继续上诉到最高法院，去年年底最高法院庭审了此案。如果上述意见草案果真成为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那么近五十年来，最高法院最重要的判例——“罗伊案”的判例将被推翻。美国政治新闻网把这一可能的判决称为美国政治上的“911事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判决意见草案被提前泄漏的事件。格斯坦的报道在美国政坛掀起滔天巨浪。除美国总统拜登5月3日早些时候公开回应此事件外，参议院两党领袖也在当天分别就此事发声。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舒默（Chuck Schumer）表示，最高法院推翻“罗伊案”将成为“现代历史上最糟糕、最具破坏性的决定之一”。与此同时，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则在声明中针锋相对地说，最高法院意见草案泄漏是“令人震惊的违规行为和对最高法院独立性的攻击”。他认为“泄密事件”是民主党向最高法院施加压力，试图破坏美国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同时，民众对此消息的反应也泾渭分明，保守派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而自由派群体呆若木鸡，反应过来后很多人立即前往最高法院大楼，在法院门口示威游行。堕胎权在美国的争议和确立从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来看，由于医疗水平有限，婴儿的高死亡率导致正常家庭很少有堕胎需求。女性是否拥有堕胎权利也很少会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以硬实力为基础的社会中，人口是一国税基的基础，军队兵力的来源，人口是把自然资源转化为硬实力的工具，所以堕胎通常不被鼓励。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当人类社会从硬实力竞争转化为以经济制度、社会政治体制、社会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时，人口多寡不再是一个国家强盛的主要标志，特别当男女平等成为众人接受的准则时，妇女的堕胎权问题逐渐浮现出来。在普通法体系国家，胎动原则一直是决定是否可以进行堕胎的根据。通常在怀孕18周前，堕胎并不违法，罗马教廷也认可18周前的堕胎不是一种罪过。1821年，康涅狄格州在美国首先实施了一项法案，该法规定胎动以后堕胎为非法。到1840年得克萨斯州通过类似法律时，美国已共有8个州通过相关法令。直到十九世纪末，胎动原则一直是北美英属殖民地和后来的美国的堕胎原则。在十九世纪末，美国新生儿出生率不到十九世纪初的一半，出生率急剧下降。与此同时，罗马天主教教廷也修改了教义，认为堕胎是扼杀生命。社会生育率下降和罗马教廷对堕胎态度的转变促使美国大多数州不再以胎动作为划分堕胎合法与非法的标准，开始立法，规定除非是为了拯救或保护母亲生命，否则堕胎非法。当时，美国州政府对反堕胎甚至是禁止避孕的立法并没有在美国人民中引起广泛争议，究其原因，劳动力人口短缺一直是困扰美国的问题。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二十世纪初的进步运动后，工业化与城市化催生了越来越多适合妇女的粉领、白领工作。一战中，由于成年青壮年男子服役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广大妇女走上了工作岗位，同时妇女于1920年获得投票权，政治地位上升。家庭责任与工作愿望、经济独立的冲突随即加剧。二战后，随着美国经济巨大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妇女在服务行业就业人数激增，这一切给传统的妇女角色带来了巨大冲击。汽车的普及、男女交往方式的变革，避孕药具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普及，女权运动兴起以及随后兴起的“性革命”运动使未婚先孕数量不断增加，妇女越来越感到禁止堕胎法律给她们带来的压力。与此同时，美国妇女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大幅增长。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思想开放，敢于向传统观念挑战且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同时，医学的进步使堕胎不再是一种危险的选择，而是一种简单的门诊手术。以上种种，最终使得妇女走上法庭争取堕胎权利。因应变化的经济社会形势，一些州政府也在法律上做了一些改变。但是许多州仍然维持着古老的禁止堕胎和避孕措施的法律。1969年，得克萨斯州的一位母亲诺玛·麦科威（Norma McCorvey）怀上了自己第三个孩子，由于个人原因，她想要堕胎。但是得州法律明令禁止堕胎，除非出于挽救母亲生命的目的。这名母亲化名简·罗伊（Jane Roe），由她的代表律师替她在美国联邦法院，对地方检察官亨利·韦德（Henry Wade）提起诉讼，指控得克萨斯州的禁止堕胎法律违宪，这就是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1973年，在此案7:2的法庭意见书中，布莱克门大法官指出: “宪法并不保护胎儿的生命权，自由堕胎是隐私权的重要部分，除非涉及重大的社会公益，否则州政府不得加以干涉。”同时布莱克门大法官把妇女孕期分为三个阶段，确定了最初三个月妇女有充分自由来决定是否堕胎，中间三个月，州政府虽然可以做一定管理，但仅限于规范堕胎程序。只有在怀孕的最后三个月，由于胎儿已基本发育成熟，有了“生存能力”，而且此时堕胎会给孕妇带来很大的风险，此时州政府禁止堕胎才有逻辑和生物学上的合理性。该案的判决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里程碑式判决，最高法院在该判决中裁定，美国宪法保护孕妇选择堕胎的自由，而不受政府的过度限制。从此妇女的堕胎权确立。堕胎权的“节节败退”与反堕胎的“曙光”最高法院的判决并没有平息争议。在“罗伊案”判决后，“全国生命权利委员会”、“天主教全国主教会议”等反堕胎组织相继成立。反堕胎组织游说联邦和州立法机构，争取在“罗伊案”判决的框架内立法限制堕胎或给堕胎设置一定障碍，以期使堕胎过程变得费钱、费时、费力，令妇女对堕胎望而却步。现在美国大多数州法律都要求妇女在堕胎前需进行超声波检查，向医生咨询并作证自愿堕胎，未成年少女需监护人同意或法官许可，并一般有24小时的等待期。同时，极端反堕胎人士纠缠骚扰前来堕胎的妇女，有些采用暴力手段恐吓，甚至谋杀医生，迫使医生不愿从事堕胎医疗活动，结果是开展堕胎的执业医生与诊所数量不断下降。反堕胎群体同时也在社会上造势。里根革命后，保守派反堕胎团体逐渐兴起。杰里·福尔威牧师建立道德多数组织，其政治日程之一就是反对堕胎合法化。福音派牧师比利·格雷厄姆通过电台与电视台，采用巡回布道的方式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反堕胎支持者。新右派或宗教右派知识分子也开始崛起，威廉·巴内特的《反堕胎的美德》一书成为了1993年的畅销书。反堕胎的脱口秀电台主持人拉什·林堡每周至少吸引了1500万听众。福克斯电视台的当红主持西恩·汉尼铁也是位著名的反堕胎派人士，他通过主持电视、电台节目，每周至少吸引1400万听众与观众。正如时代周刊文章指出，支持妇女拥有堕胎权的人士在“罗伊案”中赢得了划时代的胜利，但自此以后却节节败退。反堕胎保守主义者在舆论上造势的同时，也清楚意识到，只有把有反堕胎意识倾向的法官送入最高法院，他们才最终能获得胜利。而50多年来，共和党总统比民主党总统获得了更多任命大法官的机会。民主党自约翰逊总统1967年提名马歇尔和卡特总统提名斯蒂文斯为大法官后，一直到克林顿才拥有任命大法官的机会。而共和党这边，里根提名了林奎斯特、奥康纳、安东尼·斯卡利亚、安东尼·肯尼迪四名大法官；老布什总统提名了苏特、克拉伦斯·托马斯两名大法官。从投票记录来看，除苏特、奥康纳略偏自由派外，其余大法官都是中偏右，甚至是极右派。“罗伊案”确立的堕胎权益在1992年东南宾夕法尼亚计生服务诉凯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v. Casey，以下简称“凯西案”）中受到严重挑战。宾夕法尼亚州1989年通过一项法案规定，任何妇女在联系相关诊所后，一定要经过24小时的等待期才可实施手术，在此期间必须听取一切关于胎儿发育与堕胎代替性措施的讲座，并取得书面证明，未成年人若想堕胎，必须征得父母一方（或者一名法官的同意），已婚女性则必须通知配偶。在“凯西案”中，大法官林奎斯特、怀特、斯卡利亚、托马斯想要推翻“罗伊案”，自由派法官布莱克门、斯蒂文斯和苏特只有3票，所以最终结果掌握在两个中间派法官奥康纳和肯尼迪手中。而奥康纳大法官对宾州法案中通知配偶的条款十分反感，认为该条款把父权主义和男性主义都发挥到了极致。肯尼迪法官的立场变化极具戏剧性，因为从最高法院的投票记录来看，他照理应该支持推翻“罗伊案”。在“凯西案”中，奥康纳和肯尼迪这关键的两票保全了“罗伊案”。从“罗伊案”的7:2到“凯西案”的5:4，可以说反堕胎运动人士在对最高法院的法官构成及其判决施加影响上十分成功，他们看到了成功曙光。从堕胎权看美国社会的撕裂“罗伊案”判决所处的历史时代，恰好是美国经济由凯恩斯主义经济主导模式向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导模式的转换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经济进入滞涨时期，国家积极干预经济模式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挑战。里根总统执政后，由于民主党左派在经济政策上除了提出传统的增加福利支出，提高对富人的累进税率外乏善可陈。同时在全球化影响下，美国传统制造业逐步走向没落，传统产业的中产阶级群体不断萎缩，传统上代表农村以及城市普通劳工群体的民主党逐步失去其在经济上的阶级属性，无法抵挡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逐步演变为代表少数裔文化的政党，从此美国政治进入福山所说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模式。美国社会不再是传统的大政府支持者与小政府倡导者之间的撕裂，不再是经济左派与经济右派之间的撕裂，而是进入文化观念领域的撕裂，开始进入城市精英支持全球化观念与城郊工人倡导民粹思想的撕裂，多元文化主义的倡导者与反对者之间撕裂。这种撕裂最直接地体现为在妇女堕胎权问题上的对立。是否反堕胎成为美国两党最典型的标志，反堕胎也成为各保守派分支联合起来的粘合剂。各保守派不遗余力地试图推翻“罗伊案”的判决。2016年2月大法官斯卡利亚突然过世，本来给时任总统奥巴马提供了一个任命自由派法官的机会，但是在参议院占多数的共和党以大选年为由，拒绝组织参议院听证会，特朗普当选以后，随即任命保守派戈萨奇出任大法官，并顺利通过参议院听证会。安东尼·肯尼迪退休以及金斯伯格（Ruth Ginsburg）大法官去世，给了特朗普再次任命两位大法官的机会。特朗普为了讨支持者欢心，提名两位保守派卡瓦诺与巴雷特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美国社会的撕裂不但渗透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与听证上，而且也使号称司法独立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在判决投票上表现出明显的党派倾向。从这次泄漏的最高法院意见草案来看，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大法官都表现出支持民主党的政策主张，反对推翻“罗伊案”判决。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法官除罗伯茨（John Roberts）大法官投票倾向不确定外，其他都支持推翻“罗伊案”。而罗伯茨法官的立场摇摆并不是出于其试图摆脱其所持的党派偏见，而是作为首席大法官还试图给法院权威盖上一层遮羞布。最高法院法官们按党派投票的做法，严重破坏了所谓的司法独立，使判决不再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判决，而是一种政治色彩浓厚的裁定，使宪法成为党争工具。最高法院的判决本应由于其脱离党派争端的公正性从而起到弥合社会撕裂的作用，现在却成为了加剧民众撕裂，激起社会矛盾的源头之一。难怪美国民众悲叹，下一次最高法院是否该判决同性婚姻违宪了，美国社会是否应要走回头路了。 来源：澎湃新闻

5月11日，在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技术合作交流大会上，中国—中东欧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网站暨“云对接平台”上线，12个中东欧国家和国内60家机构成为首批合作伙伴，约20项机构间合作备忘录、10项项目合作协议也于近期达成。 余萍 摄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陈霖豪线上出席大会并致辞，他表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根据共同意愿，着眼于共同需求、共同发展，携手打造的跨区域合作平台，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创造了共同发展机遇。据悉，中国—中东欧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网站是促进相互科技交流的窗口和平台，提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向产业创新合作需求，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最新产业科技创新发展资讯，搭建在线对接互动系统，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科技交流与合作。通过该网站，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科技实体可以获取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开展的科技创新活动信息，发布技术合作需求，寻找合作交流伙伴，开展线上对接洽谈，达成项目合作建议。建立在河海大学的中国-中东欧国家涉水基础设施安全与健康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在创新合作方面已有累累硕果，据该中心徐炜教授介绍，他们主要开展基础设施结构健康诊断技术合作研发，促成了江苏省内一批企业与中东欧国家高校院所合作十余年，累计引进波兰、保加利亚5名院士，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运维等方面有广阔的合作前景。“我们将在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智慧交通、低碳环保和交通工程材料和结构创新等4个方面与中东欧国家进行合作。”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徐一岗对即将开展的合作充满信心，他表示，这样的合作非常有利于公司走出国门树立企业品牌。“匈牙利的向东发展政策完美契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这次我们带来了一批科技成果，希望在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领域与中国的大学和科技型企业形成长效合作机制。”匈牙利创新中心总经理杨丽玲告诉记者。 江苏省科技厅厅长王秦说，江苏先后与以色列、芬兰、英国、捷克、挪威、新加坡、奥地利等近10个国家或地方政府建立产业研发合作共同资助机制，吸引了一大批著名跨国企业来江苏进行研发投资和生产。江苏将充分发挥转移中心的作用，加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构建双方技术转移与创新伙伴网络，推进双向技术转移转化合作，共同打造创新合作共同体。文章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