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2年全国两会上，“数字经济”成为一个热词。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完善数字经济治理，释放数据要素潜力，更好赋能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生活。

数字经济，自2017年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已累计5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这5份政府工作报告中，从仅出现“数字经济”四个字，到2022年有一整段177个字的内容，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公开数据显示，同期我国数字经济从27.2万元增长至2020年的39.2万亿元（2021年预估为45万亿元左右），占全国GDP的比重从近三分之一增加至近四成。

不过，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对新京智库表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速度有所减缓，此前所积累的先发优势正受到严峻挑战，不能因为中国经济增速整体放缓就认为数字经济的增速下降是理所当然，“如果这么理解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个大问题，应该引起社会各个方面的重视。”

数字经济将成中国经济新增长点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刘尚希今年两会上再次提交了数字经济相关的提案。他认为，数字经济是数字革命的一种结果。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数字经济将成为中国经济未来新的增长点和中国未来的国际竞争力所在。

2021年5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下称“分类（2021）”）定义，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2021年8月，中国信通院发布的相关白皮书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以5.4万亿美元的规模继续位居世界第二，位居第一的美国则达13.6万亿美元。就比例而言，发达国家美国、德国和英国的数字经济在国内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占其GDP的60%以上。

2021年9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数字经济报告2021——跨境数据流动与发展：数据为谁流动》披露，数据驱动的数字经济在全球正展现出其极大的不平衡。其中，最不发达国家使用互联网的人口占比仅20%，而且下载速度慢，上网资费高。全世界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有一半在美国和中国——两国的5G普及率最高，过去五年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融资额占全球的94%，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占世界的70%，最大数字平台市值占全球的近90%。

但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面临不小挑战。数字经济增速下滑（或者说不稳定）只是一个结果，根源仍是中国数字经济所依赖的核心产业发展乏力。

国际设计思考协会（ISDT）北京分会秘书长、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陶金元曾表示，我国全面推进数字经济战略面临三方面挑战：电子商务高速增长难以为继、数字经济底层技术创新乏力，以及相关法规制度建设亟待完善。

比如电子商务，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数字经济的传统核心组成部分电子商务成交额尽管持续攀升，但增长率自2014年开始下滑，2020年下降至4.5%（2021年数据尚未公布）。尽管我国互联网企业在人工智能、芯片技术、物联网等相关技术领域投资研发力度很大，但相关自然科学底层技术创新仍整体落后于美国，“卡脖子”技术严重威胁我国数字经济的长远发展。

不仅如此，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中国在数字技术领域还面临来自其欧美国家在政治、法律层面形成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崔宏伟告诉新京智库，自2020年初起，欧盟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和法律框架，以提高数字“技术主权”和战略自主为目标，增强欧洲数字创新能力，降低数字技术对外依赖度。

这一系列来自各国政府的动作导致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也出现了“裂痕”。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福良等人撰文称，这是横亘在“南北（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一条难以跨越的数字鸿沟。

美国正构建围堵中国数字经济的全球战略

数字经济正在重构世界经济秩序，这源于其天然具有的全球性竞争态势。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许可向新京智库表示，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的本质不同在于，工业经济由于受劳动力、属地化的工厂生产等因素限制，形成了不同地区的市场分割，数字经济则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数字经济是依托于一个跨国界的虚拟空间，这是其全球竞争的物理基础。因此，数字经济天然具有国际竞争态势。

新冠疫情发生后，这种全球性更加凸显。交通银行(601328)党委委员、副行长钱斌在2021年11月的一次论坛上表示，疫情常态化防控之下，更多线下需求转化为线上。这进一步加速了全球经济与贸易网络空间的构建，从而带动了全球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整合优化，起到了推动全球要素、资源重组、全球经济结构重塑的作用。

钱斌举例解释，比如劳动服务外包，尤其是客服外包，逐渐开始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在跨境支付领域，各国央行高度重视数字货币，并通过数字货币桥的建设，在保护货币主权的同时，提高了服务贸易的领域。

这是因为数据资源具备全球通用的功能。许可解释，同样的数据可以为个人，为企业服务，也可以为国家服务。数据的重复利用、零边际成本复制和使用的非竞争性是数据资源的最根本特征，其通用性的特征引发了各国对数据的争夺。这使得互联网竞争从一开始就处于全球竞争态势，并且是代际竞争。

数字经济也不像工业经济，通过一点点改进，压缩成本，提升效率实现累进式创新，而是打破传统的颠覆性创新。“比如，取代柯达相机的并不是更好的相机，而是手机”，许可说。

因此，“如何发展中国数字经济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许可表示，过去几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在放缓，如果这种趋势进一步加剧，中国数字经济或将被以美国为代表的科技巨头抛下，而一旦抛下，“按照代际竞争理论，就会面临降维打击。”

美国或将实施更为严厉的打击政策。2021年1月，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的《美国全球数字经济大战略》报告指出，过去20年来，数字经济的兴起进一步深化和扩大了全球一体化。面对中国的竞争，美国需要一个宏大、全面的战略指导，保持美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如果没有这样的战略，美国落后于中国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而美国也正在构建围堵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全球计划。比如，2021年6月，美国和欧盟成立“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旨在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新兴技术合作，主导全球数字经济和技术标准，推动美欧数字领域协调从战略构想走向实践。

该委员会于2021年9月举行首次会议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协调解决全球关键技术、经济和贸易问题的方法；深化跨大西洋(600558)贸易和经济关系，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制定政策。”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在2022年全国两会上提交的提案中建议，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巩固和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全球竞争力的大局看，“我们必须抢占国际新高地和制高点。”

数字技术竞争已成大国关系竞争重点领域

要抢占数字经济的全球制高点绕不开其核心产业，尤其是数字核心技术。

《分类（2021）》指出，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

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崔宏伟表示，21世纪技术的进步将世界推进到数字时代，新一代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对一国综合国力和全球竞争力起着关键性作用。数字技术竞争已经成为大国关系调整的核心动力之一。

从总量和增速来看，我国制造业近年来均领跑全球。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我国工业增加值从23.5万亿元增加到31.3万亿元（连续11年蝉联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 制造业的占比比重对世界制造业贡献的比重接近30%。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增加值也有明显提升，由约1.8万亿元增加到了3.8万亿元，该行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已由2.5%提升到3.7%。

这与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具有优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美国工业GDP增加值仅2.27万亿美元，在全球制造业总额中占比不足11%。日本制造业GDP增加值大约1万亿美元，其GDP占比不足20%，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比约5%。德国制造业GDP增加值为6795亿美元，其GDP占比约18.13%，在全球制造业占比约3%。

但具体到我国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则尚有很大改善空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刘刚告诉新京智库，我国传统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研发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对国外依存度较高，尤其是制造业多以代工和组装为主，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以半导体为例，全球咨询机构Gartner发布的《2021年全球半导体前十大供应商》显示，2021年全球十大半导体企业，美国拥有7家并且在各自领域具有不可撼动的市场地位。中国大陆无一家企业进入该名单（中国台湾联发科在其中）。

这与我国的基础研究长期投入较低有关。统计显示，中国基础研究投入仅占研发投入的6%，远低于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15%至25%的水平；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也严重不足，美国的企业基础研究支出约占全社会的28%，中国仅占2.9%。

不仅如此，与美国相比，中国在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相关领域还有不小差距。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李西林撰文称，美国在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云计算、区块链、金融科技、工业互联网、搜索引擎等领域也基本是全球领导者。

文章称，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是软件产业的基础和制高点，更是整个现代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操作系统领域，根据Net Market Share数据，微软公司的Windows和苹果公司的Mac OS操作系统垄断了全球95%以上的市场份额。在工业和设计软件领域，美国EDA芯片设计软件Cadence、专业图像处理Photoshop、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AutoCAD等软件在市场份额占比和性能方面均为全球领先。

中小企业数字化率仍较低

数字经济的强力引擎是数字化转型，尤其是企业数字化。

2021年12月19日，在2021中关村(000931)数字经济产业联盟代表大会暨华为北京城市峰会上，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裁鲁勇介绍，2018到2021年期间，在全球8300家标杆企业中，全面拥抱数字化的前10%企业，比后25%企业，营收增速快了5倍，而且这个差距在未来还会持续扩大。

我国企业数字化虽然有了一些成效，但仍然面临不小挑战。国家标准化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向新京智库介绍，重点领域的企业数控化率达到了55.4%，数据工具的应用达到了74%，“不过，工业互联网的应用还处于相对初步的阶段。”

比如，我国工厂现场控制大部分是通过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控制、管理生产线上的设备、仪器仪表等进行生产作业，但由于PLC基本上依赖进口，因此存在标准碎片化、协议不开放等问题。“这导致工业互联网应用非常有限”，邬贺铨说。

同样，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率也相对较低。据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中小企业关键工序的数字化装备应用比例为45%、生产过程信息系统覆盖占比为40%、设备联网率为35%，仅有5%的中小企业采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生产制造环节提供优化建议和决策支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工业企业中，中小企业数量占比约98%。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团队通过对2012年-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中“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关键词进行分析，总结得出，中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存在几个特征。

聂辉华表示，虽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速度近年来在加速，但是，从行业来说，轻纺行业转型比较快，重化工业转型比较慢；从企业性质来看，外企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比较高，民企次之，国企最低；从企业规模来说，大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比较高，中小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比较低。从省份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速度比较快，西南和东北较慢。

聂辉华向新京智库介绍，总体上，我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没有显著提高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和利润率。从样本企业来看，大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效果比较好，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效果不太好。外企是例外——数字化转型的绩效比较好，资产回报率和利润率都是正相关的。

阻碍企业数字化的主客观因素

不过，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不理想并不是因为企业不愿意转型，而是遇到了诸多困难和挑战。

据相关调查显示，70%中小微企业的管理者有强烈的数字化转型意愿，但近80%已经进入数字化转型的中小企业尚处于基础探索阶段。由于数据采集基础薄弱、转型人才欠缺和技术应用水平较低，多数企业无法转型；转型成本的高企和资源投入的不足又使得中小企业不能转型；转型见效慢、协同差、成果不明显使得中小企业对转型信心不足而不敢转。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研究室主任李勇坚告诉新京智库，要解决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问题，成本投入是一个“坎”。企业数字化要投入一大笔成本，一些企业心里对此有焦虑，因为“他们需要直面转型失败的风险”。

除了成本投入所可能面临失败风险，聂辉华介绍，一些企业对于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也是不到位。在这些企业里，对于数字化转型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思路和理念，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数字化转型就是任命一个首席信息官或首席数字官。

数字化转型的另一个难题是数据匮乏。聂辉华表示，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可是中小企业没有多少数据积累。另外，我国在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技术和第三方服务方面存在供给不足，核心技术如芯片、底层操作系统、关键的工业软件，基本都要靠国外引进。在软件方面，能做总包的第三方服务商也不多，没有行业化、定制化的方案，中小企业的个性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日本70%左右的中小企业已经或者即将完成数字化转型。聂辉华认为，日本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之所以有今天这个成绩，得益于几个原因。首先，在组织安排上，日本经济产业省有专门负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构，叫做“中小企业转型办公室”。其次，在一些具体措施，包括财政、税收方面的优惠，低息贷款，专项财政补贴，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IT导入系统的企业等。而这些为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技术设备的企业，还可以得到税收优惠。

与此同时，日本也非常强调推动共同平台的建设，也就是鼓励第三方机构专门去针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或者不同地区的企业，量身定做一些方案。

刘尚希表示，由于数字化不是某一个领域，而是涉及各个领域，数字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监管的部门急剧增多。现在实际上涉及管数字经济的有20多个部门。过去常说“九龙治水”，现在已经远远不止“九龙”了。在多头监管的情况下，数字企业面临合规性风险急剧上升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数字企业发展、数字化创新就遇到了障碍。

中国“有着很强的天然优势”

尽管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有需要补齐的短板，面临不小挑战，但也有一些独特的优势。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本格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om）曾表示，中国拥有巨大的数据积累空间，在数字经济时代有着很强的天然优势。数据是新财富的源泉，是新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在人工智能主导的经济模式下，数据规模的差异意味着未来国家经济发展的差异，比如网民规模。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CI）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中国网民数量达10.32亿，较2020年12月新增4296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3.0%，较2020年12月提升2.6个百分点。中国成为全球唯一拥有十亿“网络居民”的数字社会，接近2020年欧美总人口。

暨南大学童锋等人撰文表示，网民优势形成了中国数字经济的巨大潜能，比如从电商平台到在线支付，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应用业态的领先国家；从技术驱动到应用驱动，使互联网用户的优势得到有效发挥。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亦对新京智库表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三大优势，国民经济综合实力不断提高，使得我们在全球拥有最快捷的交通基础设施，由此产生巨量的物流；就单一国别而言，中国有全球通讯基站覆盖率最高的通讯基础设置，由此产生了巨量的信息流；以及有着全球最为广泛使用的电子支付系统，由此产生了巨大的数据流。“物流、信息流、数据流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宝贵基础。”

这些优势正在进一步增强。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发布。《规划》提出，充分发挥海量数据(603138)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

2021年1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亦明确提出，“坚持以数字化发展为导向，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广阔市场空间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到2025年“在部分领域形成全球领先优势”。

文章来源：新京报